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国在世界经济体中的中的地位的日趋显现......这一切都让终身学习、学习型社会等概念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宣导阶段。学习决定命运，不论是个人、企业、国家，都需遵从同样的道理。
　　这一切都为中国继续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然而，不得不承认我们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巨大差距：三十多年前他们已经倡导发展终身教育理念，而中国还在忙于解决普及小学教育、完成大规模扫盲任务；当西方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50%以上时，我们则在为刚达到20%的数字而欢欣雀跃；当发达国家的职业进修体系已非常完备之际，我们考虑的是如何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进城务工农民培训等实际问题。
　　我们必须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蔓延，以及知识经济时代扑面而来的显示，唯有摸爬滚打与时间赛跑，在参照其它国家和地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本国家、本地区的实情，才能探索出一条适合于中国继续教育发展的特色之路。

中国继续教育进入快速发展期
　　1974年，中国刚刚恢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席位，中国著名教育家顾明远教授作为中国教育界唯一的代表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大会有两种提案: 一是发展中国家要普及小学教育，二是发达国家提出要搞成人教育、终身教育。当一位外国代表问顾明远，中国如何解决青年的失业问题时，他回答说，中国没有失业，年轻人全部上山下乡，农村有广阔的天地。顾明远说: “当时对普及教育、扫盲教育很支持，而对发达国家提出的终身教育不能理解，对什么是终身教育也不知道。当时，对成人教育的理解也仅为学历教育，而并非职业培训、岗位培训、继续教育。”
　　顾教授与国外代表的对话，现在看起来确实很具有戏剧性，但从另一个侧面却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城市、学习型组织等词汇已尽人皆知的今天重提旧事，顾明远感慨，随着经济发生的变化，在终身教育、继续教育领域中国正在快速发展。
　　三十年的变化是巨大的。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商品和服务产品供应链上的一员， 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所占地位已不容忽视。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提到的开放源代码、外包、离岸生产、供应链和搜索技术等铲平世界的十大动力，正在悄然改变着这个世界。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势不可挡的今天，中国如何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发挥其特殊的功能将令世界瞩目。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相比，中国许多地区和行业都存在着技能劳动者特别是高技能人才供不应求甚至严重短缺的现象，这些已成为制约企业持续发展和阻碍产业升级的“瓶颈”。此外，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还面临着劳动人口增长迅速、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难、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加速等一系列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大工业应用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个人，“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些新的现象随之产生: 对“单位”概念的解读已大大改变，大学生毕业后依附一个单位“从一而终”的现象已少之又少，关于“天子骄子待遇不如民工 ”，“白领从天上到人间”，某大学毕业生卖肉、卖糖葫芦等事件几乎已不属新闻之列。
　　最高层是极少数的精英员工，需要掌握最高级的知识和技能，而层次越低的职位，员工的数量越大，但要求的知识和技能越低，这种金字塔式的工业化社会结构已经被打破；知识经济的出现形成了一种人人需要在职进修的扁平式社会结构。在这种新的社会结构中，企业需要所有在职人员能终身更新知识和技能，成为不断学习、灵活发展的、自主的劳动者。知识经济带来的上述变化，正在使中国的一些中心城市涌动起在职人员继续学习的浪潮。
　　劳动者在一生中可能会从事多种不同的职业，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只有不断地接受适应新工作的知识，迅速掌握新技术，才能在市场经济社会激烈的人才竞争中取胜。在这个时代，学习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学习决定一个人的财富。对个人如此,对企业、对国家也是同样道理。中国分别在1993年、1999年提出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概念， 2001年提出构建学习型社会。作为终身学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继续教育近两年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就在情理之中了。

继续教育的“概念误区”
　　事实上，社会上对继续教育、成人教育、远程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等概念的不清晰，造成了人们对继续教育发展的理解有所不同。关于什么是继续教育？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继续教育学院院长胡东成阐述为: “继续教育是指学历教育后的再教育，是人持续发展的、进一步接受的教育”。他说，从文字上来说，继续教育是一种成人教育，但继续教育也不等于成人教育。因为继续教育一定是非学历教育，而成人教育有两种，一种是补习性的学历教育，一种就是大学后的教育，跟终身教育有关。胡东成提出: 现代大学有三大功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而继续教育所承载的功能就是社会服务。
　　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张伟远博士在对我国继续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远程教育四类教育的对象和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时发现，由于分类标准的不一致，造成四类教育在对象上互相重叠和包含，这不利于教育资源的共享。他为此提出厘清概念的建议: 继续教育应该是和正规教育并列的两个系列，职业教育是继续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人是继续教育的主要对象，远程教育是继续教育中的重要教学模式。
　　“与知识经济社会相适应的应该是全民化的继续教育，而不再是与工业化社会相适应的精英继续教育”。按照香港继续教育的定义，其包括专业教育、继续教育、成人教育，以及开放和远程学习的内容。继续教育也不仅仅指学历教育后所需要接受的教育。除了中小学层次的教育以外，人们可以通过正规教育或者继续教育的途径接受中学后教育。为了适应知识经济和终身学习社会的需要，香港已经形成了一个正规教育和继续教育并行和互通的终身教育体系。这点与一些发达国家的情况是相似的，比如读美国的社区大学的学生，可以一两年后到哈佛大学去读书，他们在社区大学取得的学分在哈佛照样得到承认。   

香港的继教先行者
　　正因为香港建立了正规教育和继续教育并行和互通的终身教育体系，使得那里的学生就读继续教育拿到的资历跟正规教育相同，受到本地和国际认可并相互衔接；同时继续教育为香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前达到50%作出了贡献。而内地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19%，仍然是精英教育占有主流地位，像清华大学那样明确提出社会服务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共同组成现代大学三大功能的并不是很多。因此，落实到如何对待继续教育发展上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常常听到许多继续教育学院、成人教育学院的负责人抱怨: 学校对继续教育没有投入，收费太低，教育主管部门没有专门负责继续教育的机构，学校里漠视他们的存在，可支配资源缺乏，招不到学生等。
　　在2006中国国际远程教育大会上，当参会代表听完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SPACE）院长杨健明所做的《香港的学习港》报告后，相信有上述困惑的学院负责人定会茅塞顿开。作为全球最大的五所继续教育机构之一，香港大学里规模最大的学院，SPACE去年招收的学生人次超过11万，相当于19000名全日制学生，与其它学院的学生人数的总和相等。收入已经达到9亿港币。“每年交给大学的服务费加起来有1亿港币左右”。谁也不会想到50年前，进修学院只是香港大学中最小的部门，在开办的前两年中，整个办公室还不到10平米，员工只有院长和秘书两个人。该院前40年完全靠大学拨款生存，而现在他们交给大学的服务费已经超过大学所给的拨款。这种变化发生在近十年间，正是香港进入知识经济社会的十年，也是香港政府重视和大力发展继续教育的十年。
　　杨健明把SPACE的成功归因于口碑、资产、师资、模式等。谈到立院基础，他认为是对社会需求的准确把握。不仅是把握当下的需求，更要向前看，要准确预测一段时间以后的需求怎样，要先走一步。而这一切，也与SPACE成功的规范的企业化运作方式密不可分。
　　与内地继续教育发展相类似，香港政府规定高校继续教育从1996—1999年开始自负盈亏。继续教育阶段采用“用者自负”的原则，即学习者自己投资，继续教育机构通过提供优质教育服务收回成本，政府不用负担。1999年SPACE把学院变成公司，采取公司化的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SPACE） 
　　以香港大学的质量保证系统为基础，独立发展了一套专门适用于继续教育的质量保证系统，目的是让学院有效地参与优化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源，也提高人民的生活素质，要求学院的课程必须能够满足行业的期望与学员的需要。所以这个系统的整体系列过程，都非常重视学术专家、行业专家及学员代表三方的共同参与。

SPACE的学术质量保证体系2005年被香港政府评价为“质量保证体系的典范”
　　SPACE的质量保证是一个从课程开然而目前在内地教育领域，一提到企业化运作方式，人们很自然会联想到，教育质量是否能得以保证？杨健明说，“财务收入只是一部分，社会贡献与社会认可是非常重要的指标”。一向注重口碑的SPACE认为继续教育能不能发展，关键是学术质量保证是不是做得好。1999年SPACE制定的学术质量保证系统，2005年被香港政府评为“质量保证体系的典范”。他们的一个体会是，质量保证是一个系列的过程，需要具体可行的质量保证措施和监管过程，而继续教育的质量保证体系里的多个环节更需要校内外各方面人士的参与，使评估更加科学、全面及有效。
　　香港大学进修学院发展继续教育的经验，堪称典范。香港继教先行者的经验，不仅对内地的办学机构和办学者，对教育的管理者应该也同样宝贵。混沌、成长、规范谈到目前国内继续教育的发展状况，业内人士常常用“雨后春笋”、“方兴未艾、“鱼龙混杂”等词语来形容。据统计，2003年我国教育培训机构仅为4000多家，到2005年全国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已经发展为数十万家，与此同时，教育培训业规模在不断扩大，目前正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迅速增长。
　　近年来，教育培训领域也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涉及管理培训、IT培训、英语培训等多个领域，同时参与培训的各个教育机构也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在继续教育机构大量产生的同时，也出现了某些培训机构为盈利而采取不正当手段恶性竞争等现象。业内人士认为，目前整个继续教育市场处于成长阶段。一方面从市场供需关系上看，培训品牌和产品供不应求，有些需求还找不到相应的培训项目。另一方面，市场确实有些混乱，监管不力，培训质量参差不齐。
　　中国继续教育快速发展的历史还相当短暂，目前既没有如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许多国家二三十年前就已经出现的包括继续教育阶段在内的终生教育法，又缺乏权威的主管部门实行监管，或者行业协会协调市场。另外，从办学机构来讲，市场需求不断增长但教学硬件投入少，优秀教师少，管理人才缺乏；急功近利使培训人才单一，培训机构办学特色不突出，缺乏与灵活的市场机制相配套的规范的制度体系和运作模式。对此，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胡东成曾表示，中国的继续教育毕竟年轻，在它成长阶段应当以宽容的态度允许有错误，有不足。“如果一味求全责备，只着力于对失误的惩处，就会扼杀它的生命力。”
　　清华大学副教务长康飞宇表示，继续教育市场的混乱状况还没有到所谓“关停并转”的阶段，市场自身的调节机制还在起作用。但是政府相关主管部门也应该思考规范问题，不能真等到市场的正常调节不能起作用的时候再来进行规范。
　　蒙代尔国际企业家大学校长纪世瀛在清华大学举办的继续教育发展研讨会上提出，当前的培训市场不是要整顿和规范，现在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发展，“现在的培训机构不是多了，而是有水平的机构少了”。他认为，继续教育培训市场目前主要是认识问题，企业要在培训的投入上加大力度，高校也要放下架子，小机构向大机构靠拢，大机构不是霸占市场而是培育市场，应该是联合起来做大市场，而不是瓜分市场。
　　纪校长进一步表示，整合培训资源的问题很重要。通过联合、整合来克服无序的竞争，只有整合才有培训行业的标准。这种标准是通过行业协会自律的，而不是通过政府手段来制约的。仍然是香港的经验给了我们启示。香港专上学院持续教育联盟就属于这样的一个组织，联盟作为一个非牟利机构，于1994年成立，其目的在于加强香港继续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促进终身学习的文化及氛围，推动终身教育的社会发展。这是香港唯一的政府认可的继续教育机构的联合团体，该联盟由香港高等院校的继续教育学院和资深的职业教育机构所组成，目前联盟共拥有13所教育机构。联盟需要保证所有成员机构的管理水平和学术质量，联盟在批核新成员的入会申请时，有一套严谨的评估标准。
　　为确保学术质量的原则、机制及措施的一致性，这个联盟还要求各成员院校在学术事务手册中，明确质量保证的政策及过程。对于大学属下的专业及继续教育学院开办的课程，按所属大学的学术评审机制进行审定；如果不是大学属下的专业及继续教育机构，则由香港学术评审局进行学术评审。
　　由于联盟能代表香港继续教育的主体，其成员机构又是继续教育的办学实体，因此政府的政策制定需要联盟的支持，联盟能利用成员机构的研究力量和实践经验，为政府制定政策出谋划策，提供咨询建议，使政府的政策制定能基于坚实的研究和实践之上。
　　事实上，该联盟的运作方式和功能与台湾省推动E-learning的资策会非常相象——资策会在产业和政府间构架了桥梁，既能推动产业发展又对发展中的问题加以规范。从远景上看，中国内地的继续教育也必将呼唤这样的行业联盟出现。
　　当然，针对我国继续教育市场当前的成长阶段，针对出现的质量参差不齐问题，业内相关人士呼吁，政府应尽快出台继续教育法，同时应该减少各种混乱的“土政策”；此外各企事业单位，也应该建立完整的继续教育制度，鼓励员工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作为继续教育机构本身要建立一套规范的制度体系和运作模式。另外，类似于中国继续教育学会等一些非政府组织也要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战略选择: 特色化之路
　　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别人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与学习，但盲目照搬与刻意模仿将难见成效。寻找特色化之路是继续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前不久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第七届海峡两岸继续教育论坛”上，百余位两岸四地的高校代表，广泛赞同这一观点。
　　普通高校发展继续教育主要包括五种类型: 基础补缺型、更新增知型、应用普及型、学历提高型、专题研修型。目前，不少高校的继续教育都在不同程度上涵盖了多种类型，其发展并没有明确的模式或定位，常出现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高端培训与基本技能普及同时发展的局面。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各种类型“全面出击”，还是同种模式重叠定位，不少学校发展继续教育都具有不切实际的盲目性，既不利于个体发展，也使整个继续教育体系职能趋同、办学“泛化”，比例失调。
　　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吴庚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办学最重要是首先将自己的定位搞清楚，定位直接关系到招生和课程设置。“各个学校都要有自己的定位，像厨子，你是做川菜的，就做好你的川菜，你做粤菜可能就做不好。对自己要有明确的认识，认清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一定要发挥长处，向学员提供自己最拿手的东西，依靠自己的长处来参加竞争。” 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郑学益指出，同时满足“独特”与“出色”两方面要件，才表明大学继续教育符合特色化的标准。“‘独特性’是继续教育特色化的横向指标，‘出色成效’则是继续教育特色化的纵向高度”。他认为，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大学都具有各自的教育思想与教育理念，有与众不同的教风、学风、师资水平、课程设计、制度规范、氛围和研究方式，学校在长期办学过程中累积的氛围与风气可以成为各自继续教育的优势特色，成为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吸引学员的优势品牌。
　　另外，继续教育在地域上存在的差异性，也成为其特色化发展的重要依据。“与我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相对应的继续教育发展的不平衡，要求继续教育主体针对不同的对象，选择不同的类型，开拓不同的领域”。中山大学成人教育管理处吴景立指出，要根据学校所处的区域经济、地理环境，结合自身的学科优势。教学内容要注重“地方性、职业性、应用性”的特点。以澳门为例，随着赌牌的开放，澳门正迈向一个新的纪元—从单纯的旅游及博彩业转变为旅游及博彩娱乐事业。因此澳门近年来有关成人教育的培训，多以博彩业技能课程为主。
　　同时，一些大学也积极地把远程教育的手段应用于继续教育中，促使继续教育转变旧的教育模式和方法，深入研究，努力探讨适应新形势的教育教学模式。
　　为社会发展、本地区经济、企业需求服务，是高校继续教育机构义不容辞的责任，针对目前中国高校继续教育百花齐放的状态，可能很难定义出一个发展的范本来。结合我国普通高校成人学历教育仍有一定需求，在那些地方经济发展对从业者学历仍有强烈需求的地方，目前高校继续教育的发展更多的关注点可能是放在如何在学历教育上采取稳定规模，提高教学质量上。吸引就业困难的学生“回炉重造”；利用高校品牌提供交叉学科的知识，培养社会急需的复合型人才；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政策，主动到生源多的地域，吸收比较好的学生；探索校企合作，为企业打造完整的教育体系等思路上。
　　然而社会发展趋势告诉我们，在中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今天，高校继续教育发展从学历教育向非学历教育的培训转型将是大势所趋。理清思路，研究自身的定位和区域性，勇于创新，发挥各自办学优势已是迫在眉睫。继续教育工作者的眼光已不能仅仅关注录取率、就业率等数字，而应该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走出校门，了解行业需求；量身订作适合于成人学习需求与特点的特色课程；组建集理论知识、实践操作、前沿理念于一身的教师队伍；提供以“顾客为上帝”的服务水准；像珍惜自己的生命那样去珍惜与维护学院的品牌。